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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野下的所有权担保

担保制度作为商事活动中极具活力的一项重要制度,关系到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随着金融行业不断发展,借助于所有权的强势效力,交易实践中不断出现以所有权为担保工具的金融创新产品,催生了所有权由归属功能向担保功能的转换,不断挑战现有规则。典型的所有权担保有三种形式,即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及让与担保。

我国《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中规定了“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只简单一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款规定虽然表述简略,内容却十分丰富,借助“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的概念,扩大了担保合同的范围,认可了非典型性担保交易中所有权的担保功能,为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之下的金融担保创新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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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动产担保交易立法有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模式。其中,功能主义不区分担保物权的形态,只要有担保功能,就适用统一规则;形式主义将担保物权区分为不同类型,对不同类型的担保物权分设不同规则。大陆法系主要采取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以德国为典型;而英美法系则主要采用的是功能主义的立法模式,以美国为典型。客观上讲,两个模式各有利弊,无绝对优劣之分,英美法更侧重于实用主义,而大陆法系更追求体系性、逻辑性,两种模式,各有千秋。

我国的物权法体系以大陆法系的形式主义为传统,以物权法定为基本原则,将物权种类划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所有权作为自物权,自然不能在作为他物权的担保物权中找到其位置,所有权担保因此无法定位为担保物权。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考虑,我们没有完全采用功能主义的立法模式。但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我国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优势,功能立法的立法潮流必然对《民法典》对担保物权的制度设计产生一定的影响,故而我国采取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方法,在采用功能化的担保物权观念的同时,仍然坚持交易类型化上的形式主义。对于实践中逐渐定型化的融资交易模式,在合同编典型合同分编加以规定。

通常我们所说的所有权,一般指物权编下设的所有权分编,是所有权人对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一种最广泛的物之归属权,原则上享有物上所有可能的全能,所有对标的物的合法使用和处分方式都被置于所有权人之下,故为完全物权。而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用作担保的所有权不再注重所有权的完全全能,所有权被“借用”作为担保的手段,被用作担保的所有权不是以其内容而是以其交换价值保障债权实现,所有权归属问题被淡化了。从交易实质上看,所有权担保交易均是通过保留所有权或者移转权利的方式担保债权的实现,所有权本身是手段而非目的。

我国《民法典》并未毕其功于一役,仅在合同编中规定了所有权保留(作为买卖合同的一个类型)及融资租赁合同,并没有明文规定让与担保制度。随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担保制度解释》)第68条明确了让与担保制度的相关规则。这三种交易形式,反映了所有权从由完全所有权向担保性所有权功能的转换。在我国《民法典》中,所有权的担保性越强,债权人的“所有权人”的地位就越弱。在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的“所有权人”地位最强;在让与担保中,债权人的“所有权人”地位最弱;而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所有权人”介于前二者之间。

我国《民法典》对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交易及让与担保的制度设计,采用了担保权构造倾向,不论是出卖人还是出租人对标的物享有的所有权,都是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所以形成了较为统一的交易规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登记对抗规则。即登记只是担保权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的条件,而不影响权利的取得。对抗是指物权效果是否能向利害关系人主张或使其受约束。担保物权的核心功能在于确保债权人优先受偿,这种功能的落实要依托于登记等公示手段。登记主要是对抗相对人、对抗当事人以外的恶意第三人,对抗抵押人的无担保债权人。对于所有权担保这种非传统担保,民法典第641条、第745条分别规定了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担保制度解释》第68条第1款,规定了让与担保中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有关规定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有学者认为,关于以动产所有权作为债之担保的各种形式,例如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和让与担保,如果法律不实行登记对抗主义,那么外部第三人很难知悉债务人占有的哪些动产被作为“担保品”由其他人“所有”,所以实质上应如动产抵押那样,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笔者亦认为,对起担保功能的非典型动产担保交易,适用统一的登记规则,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我国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这次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采用登记对抗规则,为动产担保交易其他规则的一体化提供了解释前提。

二是优先顺位规则。所有权保留及融资租赁交易,因其是在交易结构内的标的物上所设立的担保,所以该担保具有隐蔽性。让与担保上受让人仅有“所有权人”之名,实为担保,所有权的归属功能和担保功能完全剥离,也表现为了一种隐形担保。统一登记系统及统一顺位实质上能消除隐形担保,维护交易安全。正是因为作为担保性所有权与物权编“所有权”分编的所有权大相径庭,就担保物权而言,实际上与抵质押权等担保物权无异,所以可以实行统一的优先顺位规则,即《民法典》第414条第1款规定的顺位规则:已登记的抵押权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均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均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该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适用前款规定”,将所有权担保也纳入其中,实现了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三是权利实现规则。因担保性所有权不再是真正的所有权,所以权利人不再对标的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享有双重的控制权,所以在权利实现上也采用的是担保物权的实现规则,区别于真正所有权人的处分权。民法典第410条规定了抵押权的实现规则。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交易则属于特殊的交易构造,所有权除发挥担保功能外,本身也是交易目的,因此需要维持所有权的特别效果。根据《民法典》第642条的规定,在所有权保留情形下,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完成特定条件或者对标的物进行处分,出卖人可与买受人协商取回标的物,协商不成可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担保制度解释》第65条第1款 规定: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支付剩余租金,并以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当事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有关规定,以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价款支付租金。因为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的特殊交易构造,在权利实现上,法律赋予了出卖人、出租人以选择权,出卖人、出租人可以取回标的物,也可以参照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让与担保因只有纯粹的担保功能,所以与传统担保物权的实现更为一致。《担保制度解释》第68条第2款的规定了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对财产享有所有权的,法院不予支持,而是可以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凸显了让与担保的这一性质。

四是价款超级优先权规则。《民法典》第416条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这条主要是借鉴了英美法的买卖价金担保权益规则(purchase-money security interest,简称PMSI),其立法旨意在于,针对交易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借款人借款购买货物,同时将该货物抵押给贷款人作为价款担保的情形,赋予该抵押权优先效力,以保护融资人的权利,促进融资。民法典的这条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了动产抵押担保,并未规定准用规则,但是《担保制度解释》第57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交易可以适用PMSI规则。这一规则属于登记在先规则的例外,但是如果同一动产存在多个价款优先权的,还是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五是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民法典》第404条和《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规定了这一规则,它的背后是立法者对鼓励融资与维护交易安全这两大价值的权衡。欲使该规定实现优化资源配置,需合理平衡抵押权人与买受人的利益。因普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没有逐个查询该商品之上是否设有抵押权的习惯,而其所处的正常经营环境,也促使其合理信赖所购买的商品没有其他权利负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的规定,买受人在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中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已经取得被设立担保物权的动产,担保物权人一般不能请求就该动产优先受偿(有除外条款),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使用范围从浮动抵押登记扩大到动产抵押,根据该规则,即便动产担保物权已经办理了登记,正常经营买受人的权利也不受该抵押权的限制,可对抗担保物权人。《担保制度解释》第68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此处的担保物权人是指已经办理登记的抵押权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出卖人、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

我国受到国际动产担保交易功能主义立法的影响,《民法典》这次在担保制度上作出了重大调整,通过“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概念,为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及让与担保等所有权担保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我国动产担保交易一体化打下了基础。以上交易方式实质上都是以所有权作为债之担保,所以在登记规则、优先顺位、实现规则以及与其他规则竞合适用规则方面,都应适用统一规则。但为了维护法律制度的稳定性,我国《民法典》采取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方法,如何在现行物债二分体系下解释适用,是未来《民法典》贯彻实施的重要任务。在基本规则一致的前提下,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及让与担保因其特殊的交易构造,导致权利人所享有的所有权向担保功能转化的强度不一致,因此存在着个性化差异,所以更集中反映了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在适用上的冲突与协调,《民法典》和《担保制度解释》对非典型担保的规定,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是相对而言仍然比较笼统,很多规则也都未在《民法典》中得以体现,而是规定在了司法解释中,未来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制定出更加细致的规则。